新闻资讯几个大房间里有足够多的文学好书，每天看书，选词，抄写到特制卡片上，捧给语言学教授，他们编写汉语大词典，我则懵懵懂懂触摸到母语的精致和巧妙。
这么一个宏大、豪华的工程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安排进来的，“沙子掺入黏土”，谁发给了我这张好牌，所以除了恭顺、小心，便是认真、勤恳。
坐在属于我的那个角落的光影里，精神飞扬，翅膀很弱，便竭力张开。读着，抄着，每一字写得端端正正，是一个真正的优秀中学生模样，我那时的确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农场知青。抄完一个就留神地让自己记住，好像约定了以后一定要和它们相逢。
那不是一个好年代，教授们不能上课，也小心、恭顺，但是，坐在桌前写字、研究、细声交谈的学问神态，无论如何总有些挺直的傲气。我坐在角落的光影里暗自瞥去，觉得知识、学问真是贵重。
祖慰和我一样，也是从农场来的，张师傅是大白兔奶糖那个食品厂的工人。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光影里目不转睛，端端正正，张师傅当过兵，已经四五十岁，他的字真漂亮，每写一笔都跳动着心满意足。他是东北人，说话语音平稳、安静，从不挑高。但是他长得高高的。他从厂里买了便宜的大白兔奶糖分给我们吃，也抓了一大把送到教授们面前。教授们说着谢谢，神情比我们含蓄。有好学问的人是很容易含蓄的，不容易假富贵，更不容易真穷相。语言学教授更是话语简洁，不浪费词语。他们好像很懂得粒粒皆辛苦，句句都干净。我们和他们总是有距离，但是那种距离里又充满我们的渴望。
休息时我们打会儿乒乓球。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也会去红楼右侧树林里的平房书店看看。每一天都开心得神情恍惚，心里哼着各自的神曲。他们没有告诉我在哼，但我可以听见。十三岁的时候我跟着一个昆虫学家参加捉蝴蝶做标本夏令营，他问我们，你们觉得一只蝴蝶看得见另一只蝴蝶的飞舞，听得见翅膀的声音吗？我点点头，他也朝我们点点头。
张教授总是对我亲切、关怀，他指着书橱里的书告诉我，哪本书必须要读。他也站在窗前，指着对面一幢红楼，它被树挡着，露出西面一角，他说：“你看到吗？那幢楼的二楼，会有讲座，你可以去听听。就是那个墙上开着小花的楼。”我说：“上班的时候，也可以去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去，我帮你请假，听听好的！”
讲《子夜》的是一个有大名气的文艺理论家，讲得稳稳的，没有艰深，明确得让人立即可以转述。对于那个时候的我，每一句话都如同是写在书里的可靠。那是我第一次听文艺理论家的课。后来，我和一群人在纽约遇到他的孙女，一起吃上海点心，我对她说：“我听过你爷爷讲《子夜》，两种资本，股票，大鱼和小鱼，我那时是一条小鱼，小鱼的笔记做得特别认真！”她正夹起一个春卷，笑得不好意思吃。小学课文里有一篇《鱼游到了纸上》，我那时是真的游在纸上。
我后来知道，攀着墙开的花叫凌霄花，虽普通，但异常好看，满枝热烈的时候，扑扑腾腾。
树林里的那个书店是绿木框的窗，漆褪得淡了，店门也有隙缝，四周墙沿，生出青苔，有些小红果子从草丛里长出，麻雀绕着四周飞飞停停，立在枝上，立在屋顶，啾唧不已。光线在这儿多半被绿荫掩得影绰。书店没有丰富的书，那是一个书籍很少的年代。隔着柜子，指着架上书，营业员递着书，收着钱，生意进行得格外不像生意，像是交换一个含蓄的约定，柔和得很。
我在红楼的光影里读过《高老头》，在这儿也看见了，红楼里的书，外面通常不见，所以虽然旧，我还是买下了，营业员说：“旧了。”我认真地付钱，他仔细地收，都柔和得很，他用纸包好递给我，我拿着巴尔扎克走出店门，踏进影绰的光中，心情是一种摇摇摆摆的美妙。
后来，我也阅读到怀德的《小木屋》，它是长卷的儿童小说，写出生活和历史的迁移，走着艰难，走往文明。读的时候，也油然想到树林里平房的绿窗书店，想到《高老头》。有一个新改名的出版社叫天地出版社，跑老远地寻到我，告诉我，他们要在书展上表达开始出版儿童文学的新方向，请我为他们想一句横幅标语。我问他们，有没有出过文学童书，他们说，出过《小木屋》，我便脱口而出：“那就叫‘小木屋里走出大天地’。”这个“小木屋”依然还是有那个小书店的光影，更有红楼，它们被我织成了属于我的光影象征，反光，倒影，我自己看得明白。
后来，不好的年代结束，我进了这个有红楼的大学上学。也在听《子夜》的凌霄花教室听过课，后来自己在那儿讲课，当教授。
记忆令人忍不住，总会讲起红楼岁月的里外，学生们随同进入我摇曳的讲述，虽然听得难免有些懵懂，属于从前的事，听得懵懂才是最好的感觉，如同阅读童话，不要问别人读懂没有，而是应该笑嘻嘻地看着别人懵懵懂懂，彼此都有些梦的感觉。
可是，那张好牌是谁发给我的呢？总是有一个发牌人的，我在后来的大天地中，猜着想着他和她。（梅子涵）